不含政治义务的正当性：一个修正性进路
我们看到，考虑到政治义务很难证成，接受正当性主流观念的后果是哲学无政府主义似乎无可避免。尽管西蒙斯仔细辨析哲学无政府主义的立场，试图把它与其他更为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立场区分开来（通过批评威尔曼，我也继续澄清了哲学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但许多政治哲学家仍无法接受这一结论。他们或许认为支持哲学无政府主义的论证本身不可靠，或许是担忧哲学无政府主义的实践后果比西蒙斯刻画得要严重得多。给定导出哲学无政府主义的论证结构，我们可以勾画两种试图抵制哲学无政府主义的进路。
第一种进路是通过改进或发展新的政治义务理论而回应西蒙斯等人的批评。如乔治•克劳斯科（George Klosko）和理查德•达格尔（Richard Dagger）等人就提出新的论证来回应西蒙斯对基于公平原则之政治义务论的回应。威尔曼、菲利普•索普（Philip Soper）和马西莫•仁卓（Massimo Renzo）则进一步发展了基于自然义务的政治义务论。民主理论家们则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义务理论，简称民主权威论，该理论认为，民主的内在价值（如公民间的平等尊重）意味着民主国家享有选举权的公民亦负有政治义务。此外，乔纳森•沃尔夫（Jonathan Wolf）和克劳斯科还主张结合不同道德原则以发展一个多元主义的政治义务论。如本书接下来几章要论证的，我认为这些拯救政治义务理论的努力都失败了。
第二种抵制哲学无政府主义的进路是拒绝作为前提的严格正当性命题（该命题主张，受治者的政治义务是国家正当性的必要构成部分）。考虑到这一进路试图挑战主流的正当性看法，我们可称其为修正性（revisionist）的进路或阵营，但这并不表示该阵营内关于正当性的观念都是一致的；它们的共同点仅在于在“正当性不是什么”这一点上的共识。例如，罗伯特•兰德森（Robert Landenson）和洛夫•萨托利斯（Rolf Sartorius）在较早就提出了正当性观念的核心是国家强制受治者的自由（the state’s liberty to coerce）。威廉姆•艾德蒙德森（Wiliam Edmundson）则认为，国家正当性并不意味着受治者的守法义务，而仅仅意味着他们“有一个广泛且初确的义务不去干涉一个正义国家善意的（bona fide）执法。”更为晚近一点，亚瑟•阿颇鲍姆（Arthur Applbaum）认为正当性观念的要义是国家拥有改变受治者一阶道德优势（如自由与要求）的二阶道德权力（回忆第二节对霍菲尔德权利子项的分析）。既然这些正当性观念都不含政治义务，那么按照这些观念，政治义务是否证成就不影响国家的正当性，因此就可以避免哲学无政府主义的结论。
然而需要指出的，仅仅提出新的“不含政治义务的正当性”（legitimacy without political obligation）观念并不足以拒斥严格正当性命题。该论题实际上包含两部分：（1）该命题主张，蕴含政治义务的正当性观念本身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道德上都是无可指责的；换言之，“一个正当的国家可以施加政治义务于受治者身上”这一点既不是一个概念上的不可能，也并不必然伴随道德上的过错。（2）与此同时，该命题还主张其他任何不含政治义务的正当性观念（按照这些观念，一个正当国家不需要施加政治义务）要么在概念、要么在道德上是有缺陷的。因此，为了动摇严格正当性命题，修正主义的进路必须至少反驳上述两主张的其中一个。如果能证明蕴含政治义务的正当性观念在概念上或道德上是有问题的（反驳第一个主张），那么我们就没理由相信严格正当性命题了。同样有效地，如果我们能证明至少存在一个不含政治义务的正当性观念，它能够回避包含于第二个主张中的指控，那么该观念至少就和蕴含政治义务的正当性观念一样具有吸引力，因此继续主张正当性必然蕴含政治义务就失去了根基。
以下我把试图（a）攻击严格正当性命题第一个主张的论证策略称之为进攻性策略，该策略的目的是论证蕴含政治义务的正当性观念本身是错误的，（b）攻击严格正当性命题第二个主张的论证策略称之为防御性策略，其目的是回应严格正当性命题的辩护者对不含政治义务之正当性观念提出的各种反驳。本书采纳防御性策略，这不光是因为防御性策略在目前的文献中尚没有被人采纳过，还因为我相信拒斥严格正当性命题的进攻性策略是无望成功的。
——摘录自《告别政治义务：迈向一个新的正当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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